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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连天 山河破碎 投笔从戎 只因青年的血最热

2019-10-05 19:43

  www.48080b.com黄大仙一特中肖。“这是一段漫长的漫长的时间!它每一分点都用血来涂写,每一秒钟都留下了悲壮的烙印。”1945年9月3日凌晨,在《新华日报》的排字间,师傅们正按着文稿,一个字一个字地用铅字拼出次日第四版的头条报道。街道上,到处是欢庆抗战胜利的人群,胜利大游行从白天持续到黑夜。

  1937年日军铁蹄踏入上海,中华民族迎来全面抗战的8年。历史证明,正因千千万万个年轻人在那个牵系到家国兴亡的年代做出抉择,70年前的那一天,中华民族才能举国欢庆;70年后的今天,我们才能够团聚在一起,再次纪念这个伟大的胜利日。

  事实上,在9月3日之前,中国不少城市的人们就已经沉浸在胜利的欢腾之中。8月15日中午,日本天皇裕仁广播《停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抗战,终于迎来了自己头顶的那片太阳。

  在日寇铁蹄统治下的上海,太阳这个词在被说出来时,常常满含着愤恨、害怕和厌恶。那在街头时常可以看到的红色“日之丸”让人们即使在晴朗的天气里,也只能感受到一片阴霾。人们渴望着胜利。“日本鬼子要投降了!天快亮了!”多年的屈辱在顷刻间化作无限的喜悦,被压抑许久的民族情感一下子迸发出来。伪政府统治下的上海,人们悄悄地交流着战地消息,谈到兴起时,直到夜色降临,仍不愿回家。

  日本代表前一日在泊于东京湾的密苏里舰上正式签下降书,是9月3日全国所有媒体报道的头条新闻。《新华日报》那一天新闻版的正中位置,还刊登了同志的题辞:“庆祝抗日胜利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那一天,《申报》记载,有200架次的运输机当天将中国军队运抵上海和南京,开始接管这两大城市。下午4时半,时任上海副市长吴绍澍前赴龙华集中营,探望被日本关押的同盟国侨民。

  那日上午,沪上大小商户门口纷纷挂出欢庆胜利的标语和旗帜,并宣布休市一天以示庆祝。各个街口数千市民高呼着“中华民族解放万岁”等口号在市区游行。行进中不断有群众加入,队伍浩浩荡荡,绵延数里。

  国民政府规定9月3日为抗战胜利日,接连放假三天以资庆祝。9月3日上午在重庆举行的庆祝抗战胜利大会和庆祝胜利大游行,成了次日《新华日报》的头条新闻。

  同样的欢庆在延安、在上海,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展开。诗人艾青在《人民的狂欢节》中写道:“有人在点燃火把,有人在传递火把,有人举着火把来了……告诉我:什么欢乐,能像今天夜晚这样激荡万人的心呢?”

  1945年9月4日的《新华日报》第四版头条报道中,诉说了那段不屈的历史:“那野蛮的法西斯侵略者,在我们广大而美丽土地上,奴役着,凌辱着,残杀着,撒播着毁灭和死亡的种子。八年了,我们咬紧牙根,拼着充满愤恨的血肉之躯,反抗着,战斗着,人牺牲着,在复仇和生存的热望里面……”

  这其中,少不了青年的身影。从“九一八”事变、“一二八”淞沪抗战以来,上海的青年学生亲眼目睹东北三省沦于敌手,上海闸北毁于炮火。他们义愤填膺,走上街头宣传抗日、抵制日货、举行和请愿。在上海“八一三”抗战中,爱国学生建立起红十字会医院、救护所,全力抢救伤员。不少学校组织了战时服务团,前往战地服务,开展救护、宣传、募捐、慰劳等活动。

  普通的上海女孩颜逸清也是其中的一员。抗战爆发那年,颜逸清刚刚高中毕业。她不愿做一个只会在家抹泪的弱女子,而是怀着一腔爱国热忱,报名成为黄炎培创办的中华职教社第四补习学校的一名教员。组织学生上街义卖募集资金,救济难民,慰劳伤员,支援前线。

  震惊中外的“四行保卫战”打响后,颜逸清带着学校爱国女学生,携带募集来的慰问品与药品,深入八百壮士驻地慰问,为官兵们浆洗缝补衣被,书写战地家书,表演小品节目,和官兵们同唱抗日歌曲,同吃一口大锅饭。穿着素色旗袍,短发布鞋、淡雅简朴的女学生们为残酷的战场带去了最后一点温柔。

  70年后的今天,已不在人世的颜逸清无法和家人一起观看阅兵仪式,她的儿子朱家德却始终忘不了母亲说的那句话:“青年的血,总是最热的。”和她一样无法在今天同庆胜利的还有很多,他们那时都很年轻,都很普通--投笔从戎的宝山教员冯国华,为掩护伤员壮烈殉国的青年医生苏克己,谱写首部抗日救亡歌的作曲家黄自……

  1945年的9月3日, 有人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八年沉闷,一旦天日重见。”这些胜利日的只言片语,如同每一位被改变了命运的颜逸清一样,在70年后的今天,和那些慷慨、惨烈、悲壮、欢腾的时刻一起,似乎微不足道,却又重如泰山。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曾经怀抱狂妄的野心,妄图占领上海,直通南京,迫使政府屈服,“三个月灭亡中国”。这样的野心因为中国人民顽强的抵抗和团结一致的决心,而被彻底粉碎。

  当时住在上海法租界八仙桥的一位日本人士中西均一,曾这样写道:“中国一般的热血青年,都愤恨日本人的行为,希望快点把上海化为战场,将日本人驱出上海。”“青年男女都兴奋高唱军歌。军歌中最流行的是《义勇军进行曲》,七八岁的男孩女孩,也都高唱着:前进!前进!进。这可看到中国人的坚决与紧张。不论认识或不认识的人,在街上碰到,都说:我要到前线去!。”

  上海各界民众通过各种方式,走上街头支援抗战,而在抗日的浪潮中,高校的大学生们用他们的热血和激情,拧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强大力量。

  1928年5月3日,日军就为阻扰国民政府北伐,在山东制造了“济南惨案”,残忍杀害了国民政府派遣的交涉员蔡公时,并在济南城中大肆烧杀抢掠,中国军民死伤万余人。5月9日,上海市学联召开全市学生反日运动大会,复旦大学学生军及全体学生参加。17日,复旦学生组成12个宣传大队,分赴苏州、无锡、常熟、南京等地进行反日宣传。5月30日,上海工人、学生举行万人集会,纪念“五卅”三周年,会上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从此,抗日救亡开始逐渐成为复旦青年运动的主题。

  “九一八”事变后,大夏学生在上海高校中首倡向政府请愿,要求对日宣战;光华大学师生也成立抗日救国会,编辑《抗日旬刊》,讨论救国方略。

  而在上海交大,学生自治会也召开临时紧急会议,全体学生到场,集会声讨日本侵略者罪行。会议号召全体学生“一致共赴国难”,并决议“通电全国对日宣战”、“电请国民政府厉行革命外交”等抗日七项措施。会后当天就成立交通大学抗日特种委员会,统一领导交大学生的抗日运动。随后,教职员也成立上海教育界救国联合会交大分会,同学生联合行动。

  在大学联的统一部署下,交大党支部通过抗日会引导学生的抗日行动:举行罢课,参加全市性的统一集会和反日示威游行;组织学生义勇军,开展军事训练;晋京请愿,要求政府出兵抗日……

  学生们掀起的抗日请愿让全民抗战进入了高潮。当一个民族团结起来的时候,才是真正强大的时候。那样的力量,可以抵挡任何入侵。

  在今年上海举办的一次纪念抗战活动上,92岁的黄埔军校第19期学生朱纯老人依然能唱完一曲慷慨激昂的《满江红》。老人说,《满江红》是那时大家传唱的“流行歌曲”,“永远忘不了”,激发许许多多中国人行动起来,救亡图存。

  演爱国剧、唱救亡歌、办抗战报。上海沦陷后的黑暗时期,被压抑的愤怒、屈辱,无处释放。在中国的引导下,“孤岛”中燃起了星星之火,如一盏明灯,照亮了前行的路。

  人们并不畏惧发出自己的声音,抗日救亡歌曲在大街小巷传唱。聂耳的《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以及《救中国》、《黄河大合唱》等,救亡的歌声如一把火点燃了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

  其他的进步活动也在暗中萌芽。1939年5月,大同中学成立银河剧社,南方中学成立南联剧艺社,中华女子职业学校建立了“蓓蕾剧艺社”,民立中学成立民立剧团,演出抗日剧。没有布景,同学们从家里拿来10多条床单缝成天幕,自做灯具。

  在中共的领导下,上海的青年们组织成立上海青年救国服务团。在党的引导下,短短几个月里,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势如潮涌地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

  随着战事的发展,上海高校无一幸免都遭到战火破坏,其中14所学校特别严重。为延续学脉、保存知识精英,搬迁是大多数高校的首选。艰苦的搬迁路上,大学依然不忘“教育兴邦”的重任,坚守面对外来侵略时大学的气节。当时的同济大学曾为军工部门输送了一批又一批的高级人才,用现代学识壮大了抗日的军事力量;由同济医学院师生组成的第一、第五重伤医院,日以继夜为受伤的战士服务,利用现代医学知识服务当地百姓,攻克了川南一带流行的痹病,挽救了成千上万病人……

  1944年冬天,“湘桂烽火起,山城风雨急”。四川震动,国家告急。在此危局下,国民政府提出了“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动员口号,号召大中专知识青年投笔从戎,组建青年远征军担负驱逐敌寇收复失地的重责。

  一位名叫彭垂慈的同济高职学生,在1944年11月1日,向李庄同济大学校长徐诵明递交了一份《从军志愿书》:“我们已该脱弃工服,换上戎装!一切为前线,一切为胜利,在生与死的斗争中来认识我们人生的真正意义!”

  一纸早已泛黄的志愿书,却让人清晰触及当时热血青年那颗澎湃之心,在国家危亡之际毅然做出抉择时的铮铮铁骨和担当。

  李庄同济大学当时全校总人数2423人,有师生近700人报名从军,经过体检,364名学生和1名教授入伍,报名和参军总数列全国高校第一。还有几个近视的学生,竟然用超强的记忆力把视力检测表上的符号背得烂熟,只为能顺利通过体检。

  留德教授杨宝林博士作为全国大专教授从军第一人,轰动了重庆市及整个大后方。当年留在同济的德籍教授看到这种阵势,感动得热泪盈眶,用德语高呼“中国不会亡!”、“中国一定强!”

  1944年秋抗战后期,也积极响应国民政府征调军中翻译员、组建青年军入伍抗敌的政策,成立从军征兵委员会,学子们掀起报名从军的热潮。1944年秋至1945年春,交大渝校学生报名从军人数总计177人,占当年在校生的13.21%。

  杨大雄,1940年秋考入交大沪校机械系,1942年春转赴交大渝校就读。1943年11月响应国民政府号召应征战时译员,在第79军担任美军翻译官,多次参加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战斗。1945年6月,在柳州前线与日军遭遇,奋勇杀敌,壮烈牺牲,年仅25岁。1997年1月,被上海市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民族的磨难让很多青年学生、教师弃笔从戎,奔赴抗战前线,舍身杀敌,甚至为此付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90后女生刘鑫今年从上海外国语大学毕业后应征入伍,她说:“淞沪抗战时中国军队八百壮士坚守四行仓库的战斗就发生在我家旁边,日本鬼子的一发炮弹落在我家屋顶上,奶奶被炸死。我要到军营中去锻炼提高自己,为国防和军队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两次淞沪抗战中,上海财经大学前身的校舍受到日军轰炸,许多师生遇难。前不久,上海财经大学举办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主题演出,大学生张萍当场找到学校武装部主动报名参军,她说:“今天的和平生活来之不易,我作为一名大学生,有责任有义务拿起钢枪,保家卫国。”

  是的,能更好地前行,做出不悔的抉择。对于当代青年来说,这才是纪念那段坎坷过往,铭记那段并不美好的历史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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